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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拼命“抠”出一套房,却发现工作没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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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大部分 90 后来说,靠自己的能力在一线城市买房,实非易事。而房子到手,也并不意味着安全着陆了。一旦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有点风吹草动,面临的将是更大的压力。

文 | 钱衍
编辑 | 周维
运营 | 橞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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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上房贷还不到一年,95 后夫妻唐百万和阿诚,就面临失业风险。

大学一毕业,唐百万进入一家互联网房产巨头工作。那时房地产行业虽然已经过了如日中天的时期,但依然在缓慢增长,一线城市房价正值巅峰,唐百万公司的业务也一路扩张。虽然不是名校毕业,她只能从五千元月薪的基本岗位做起,但刚开始工作的她,正是有冲劲儿的时候,一年之内,她就实现了月薪破万,两年多后,她又成为了全部门最年轻的经理。

唐百万的丈夫、一心想当老师的阿诚,离开校园前赶上在线教育行业的爆发。从线下到线上,从小机构到大公司,阿诚的选择太多了,最终,他落脚到一家行业排名前三的在线教育公司,成为一名主讲老师。阿诚每月的课时费可观,唐百万的销售提成也节节提高,2018 年年中,他们俩一起设立了购房基金:每人每月,必须往同一个账户里各存 5000 元。在他们事业发展最迅速的两年,这个基金的目标不仅经常超额完成,有时甚至能翻倍。

2020 年秋天,这对夫妻在唐百万的老家成都买下了第一套房子后,就马不停蹄回到北京,为下一个的目标继续奋斗:装修、买车、育儿基金…… 阿诚还有一个私人的愿望:希望未来自己能开一家小而美的教培学校。

但仅仅是几个月后,形势便急转直下。房地产行业在政策调控的压力下大幅失速,唐百万要背团队业绩,明显感到吃力,同事们接连离开,公司的招聘名额也显著紧缩。到了 2021 年 7 月,阿成又面临打击,“双减” 政策后,他的月收入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,开教培机构的梦想也被彻底击碎 —— 原本开足马力的小夫妻,被迫刹车。

1991 年出生的毕霖,和唐百万夫妇遭遇相似,也是在买房后生活突然发生巨变。

大学时期,毕霖就定下目标,希望能在成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那几年,成都的房价已经在上涨,毕霖备受刺激,为了让收入能赶上房价的增长,她申请调岗,去北京寻求职加薪的机会。但她没想到,自己的追赶速度还是不够,前脚刚落地北京,后脚成都的房价就直接翻倍,从过万的均价,一路升到两万。原本八十多平米的两居室,平均首付大约三十多万,是她努力几年可以够到的水平,但半年后,这套房子的首付逼近五十万。

我拼命“抠”出一套房,却发现工作没了

▲ 图 / 电视剧《金宵大厦》截图

目标坚定的毕霖,为此想了无数办法。她找到一位在重庆有购房资格的好友,两人抱着纯投资的心态,在当地买了一套二手房,期待重庆房价的同步上涨能缓解攒成都首付的压力;同时,她也盯住行业内的高薪岗位,靠跳槽实现了收入翻番;工作中培养的钻研能力,让她在理财方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。

2018 年,毕业六年的毕霖终于如愿在成都买下了一套二手两居室,还过了一段相当滋润的日子:房贷由公积金全部覆盖,房子还有租金收入,至于理财,在巅峰时期达到过 50% 的收益。

但是,美好终止在疫情前,毕霖所在的公司业务下滑,决定全体降薪。毕霖判断,短期内公司的状况并不会好转,她决定离开北京,提前回到成都。她没有想到,后边还有更大的打击 —— 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,她的肺部出现了一些问题,按照医生的吩咐,需要三个月后复查。

刚刚迈入 30 岁的刘芳和李军夫妇,也面临着行业下滑和还房贷的双重压力。

早年,他们攒钱在北京顺义买了套商住 Loft,当时房价不高,还贷轻松,两人都在望京工作,地铁通勤也方便。但双胞胎女儿的出生,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:抚养两个孩子是双倍的支出压力,同时还须依靠双方老人帮忙照顾,Loft 不仅空间狭小,老人行动也不方便。

2019 年,孩子出生不到半年,认真分析了全家生活的需求后,不宽裕的夫妻俩向亲友借了几十万,在离刘芳父母家不远的平谷,买了一套 100 多平方米、足够双方父母同时居住的房子。

李军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元老,公司上市、期权升值一直是夫妻俩寄予厚望的财务自由之路,但是,疫情影响使公司业务增长开始放缓,上市变得遥遥无期。刘芳的公司受疫情影响更为直接:大型线下活动和品牌投放原本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,前者在整个 2020 年几乎停摆,品牌方的投放预算也受经济影响大幅下降,原来每年平稳的涨薪也没能实现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,开销也越来越多,虽然两套房子的月供由两人的公积金覆盖,但是二套房的负债一直是夫妻俩身上时刻悬挂的重担。

这些靠自己买房的 90 后们,拼尽全力才背上房贷,希望能在城市留下属于自己的空间,可一旦遭遇任何意外,不仅还贷无望,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会落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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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身处高薪行业,90 后想要靠自己成功买房,首先得 “抠”。

北京平均房价 6.8 万元,成都 1.7 万元,而人社部和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,北京平均月薪 11623 元,成都平均 8228 元。面对如此悬殊的房价收入比,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,买房就是天方夜谭。

唐百万和阿诚就是如此。他们是校园情侣,从恋爱到谈婚论嫁,顺理成章。23 岁那年,唐百万目睹了自己闺蜜的现实故事:结婚前,闺蜜筹划买房,但男方和家里完全无法支持,这段感情最终一拍两散。

闺蜜的结局,让唐百万对未来恐慌。阿诚的父母虽然经济条件不错,但明确表示过,不支持两人买房。唐百万的母亲则说:“我只有为你妹妹教育准备的存款,要不你先拿去,赚了钱再还给我?” 两人断了让家里帮忙凑首付的想法。

一位同事提点了深陷苦闷的唐百万:买房的目标看起来很庞大,但你可以拆分一下,制定一个五年计划,你们俩的收入都会越来越好,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买房呀。

这个建议让两人眼前一亮。那是深秋的北京,唐百万和阿诚窝在北京狭小的出租屋里,详细地分析了对房子的需求,“跳一跳能够到” 的双方老家成都,离北京近的天津和燕郊,都是最初的选项。他们花了好几个周末进行考察,最终把成都定为目标 —— 省会城市,生活舒适,房价也不像北京那样吓人。

接下来是更细致的计算。两人根据限购条件、各区房价以及教育理念,最终确定了目标:二手房,不挑学区,可以满足双方父母轮流来访的 70 平左右的两居室。

我拼命“抠”出一套房,却发现工作没了

▲ 图 / 视觉中国

根据成都房价和年均 10% 的涨幅,他们预测出两年、三年、五年后分别需要的首付费用,再盘点了现有的存款和收入后,两人惊喜地发现,预计 35 万以内的首付目标,是可以在两年内完成的。

为了达成目标,既要开源,又要节流,但同为 90 后这一代,唐百万夫妇几乎是伴随消费主义一同成长的,大小商家对他们钱包的精准围猎。想要逃出 “围猎”,单凭自己攒出首付款,靠的是改变消费习惯。

唐百万偶尔会被同事们的高消费扎一下心。刚入职时,她注意到同事们因为要接触客户,会用名牌衣服、鞋子、包包来武装自己,用高级护肤品来犒劳自己。但首付目标当前,她只允许这些羡慕在心中匆匆闪过,然后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。由于每月收入的大头来自提成,为了完成更好的业绩,她手机 24 小时随时待命,“凌晨几点的北京我都见过”。

25 岁那年年底,唐百万甚至给三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:“那时你们应该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吧?日子是不是不那么紧巴了?用上神仙水了吗?是不是在给未来的宝宝攒教育基金了?” 这封信被她发在了社交网站上。在非工作的场合下,她给自己起了 “百万” 这个昵称,也是希望早日赚到 100 万。

家庭条件一直不宽裕的毕霖,买房也没有父母的支持。受父母影响,她从小花钱就很节省,也一直有攒钱的习惯。毕业第一年,税前工资 7 千元的她,攒下了 2 万元。两三年后,25 岁的毕霖手头有了小十万的存款。

她形容自己是 “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”。当时她对房价、贷款都没有太清晰的概念,只是单纯地觉得作为一个县城出身的女孩,要想在当时读书工作的成都立足,买房是必须的。

当时成都的平均房价不到 8 千元,按照最低 2 成首付,如果买一间 50 平米的两居室,月供需要四五千元,工资里扣下房贷,剩下的钱,毕霖无法维持基本生活。她回家跟父母商量:要不把老家房子卖了换到成都?但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。父亲觉得自己的社交关系都在老家,将来不可能跟女儿去成都。

申请转岗到北京后,毕霖收入有了提高,但一直维持着刚工作时的消费水平,这使得她和周围的 “国贸丽人” 同事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:同事们打车上班,星巴克是早餐标配,中午吃几十元一份的精致沙拉,人均 La Mer,没有 LuluLemon 都不好意思去健身房,平时一起点评哪家医美机构的医生技术好,哪家下午茶适合拍照,京郊哪里的温泉适合过周末。但这一切和毕霖无关,她仍然坚持每年只在 “618” 和 “双 11” 两次打折时购买少量衣物,上班通勤坐公交,周末也很少出去玩。

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给毕霖带来太多困扰:“我没有她们那样的家境,所以穷得坦荡。虽然一起玩儿,但我知道并不属于这个圈子,也不会有心理负担。”

刘芳则身处一个更加 “纸醉金迷” 的行业:时尚媒体。她形容自己的主要业务是 “教别人如何花钱”,每天官微的推送全是 “种草”:当季最潮的衣着搭配,打完折也要大几千元的精致小家电、美容仪,以及最值得打卡的网红店等,但每天素颜朝天、带饭上班、背帆布包,才是刘芳真实的生活。

住到平谷的新房后,她每天的上下班通勤要花整整 4 小时,平谷不通地铁,她和丈夫李军每天不到 8 点就出门,先是跟同小区邻居一起拼车到公交站,再转公交,10 点前赶到公司打卡。不加班的日子,夫妻两人都是十点才到家,女儿们早已入睡,他们再轻手轻脚去厨房加热老人们留给他们的饭菜。但刘芳已经习惯这样的 “抠”:“在我看来,没有一种消费观是错的,我只不过选了我更想要的。”

我拼命“抠”出一套房,却发现工作没了

▲ 图 / 电视剧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截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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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子到手,并不意味着就安全着陆了,一旦工作、收入方面有点风吹草动,面临的将是更大的压力。

地产行业下滑,看不到更好的前景,唐百万压力激增,很多个深夜,她会在小区里痛哭来发泄情绪,“我有点理解中年男人回家前在车里独自发呆抽烟的心情了,不同的是,我需要更直接的释放”。有时候,阿诚也会看到,唐百万分享的打车软件行程已经结束,妻子却迟迟不进门,他只好下楼去迎接她、安慰她。

但很快,阿诚从安慰妻子,变成了被妻子安慰。“双减” 政策发布后,阿诚的公司经历了 “观望 – 寻找新出路 – 裁员” 的过程,到了 11 月底,政策逐渐明晰,公司做出了 “12 月 31 日结束所有 K9 阶段课程” 的决定。作为为数不多留下的主讲老师,阿诚拿着刚过万的底薪,坚守在岗位上,交付着最后的直播课程,等待公司遣散。

好在,这些年攒下的钱和节俭的消费习惯,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安全感:这对夫妻再次算了笔账,之前为装修和买车攒的积蓄,差不多有三十万,即便是失业,也够两人在不影响生活质量和还贷的情况下,支撑一到两年。

唐百万和阿诚已经一起讨论了好几个月:阿诚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当老师,唐百万对自己四年工作的总结是 “虽然行业光环不能依靠,但是一些软性技能还是我自己的”,她希望用这些积累去尝试一些小成本创业,目前清单上有 “宠物食品” 和 “新农业” 两个选项。

两人跟双方父母郑重地开了视频家庭会议,汇报了下一步计划:等阿诚公司年底正式裁员后,他们会离开北京到成都。生孩子的计划被延期,他们想趁着年轻多探索属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。阿诚已经收到了几家私立学校的面试邀请,他打算慢下来,安静研究教学教研,同时准备考研提升一下学历,为将来进公立学校做准备。唐百万打算辞职后先彻底休息一个月,回老家陪即将做手术的奶奶一段时间,然后对创业项目进行调研。

同样身处地产行业的毕霖,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今年夏天,毕霖摇到了极难中签的一套成都高新区 100 多平米的抢手期房。新房子、房价仍有增值预期、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装修 —— 一串因素的驱使下,她咬牙借了 100 多万,交了二套房高达 50% 的首付。那套之前的两居,卖了可以用来还债。“顺利的话,手头还会有十几二十万盈余,可能会比较有安全感。”

毕霖一直非常缺乏安全感,她给自己买了意外险,“万一自己出事,父母少遭点麻烦”;由于害怕生病,更害怕生病后 “半死不活” 的状态,她又给自己配了重疾险;自己是独生子女,她还担心 “万一自己走得早,父母怎么办”,于是又买了寿险,可以在意外发生的情况下覆盖房贷,父母可以获得独立产权的房子,房租足够他们养老;同事所在的小区曾发生爆炸,为了防止此类意外发生,她又给自己的房子买了保险。保险研究多了,毕霖发现,自己比大部分保险代理更专业,干脆开展了保险经纪人的副业,来对抗房地产行业衰落带来的的风险。

刘芳的公司从去年开始鼓励 “全员销售”,毕业后一直做行政工作的她,一开始还是佛系对待,但自从 “依靠老公公司上市暴富” 的梦想破碎后,她开始主动寻求开源之路。促使她开始行动的另一原因是,她发现自己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报早教课 ——“整整一个礼拜,我都在纠结,甚至做梦都在自责,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?”

一个礼拜后,刘芳决定停止自己的内耗,直接给两个孩子刷了 3 万元的课包。同时,她开始主动联系过去合作过的品牌,介绍公司直播带货的新业务。

开始奋力 “搞钱” 的刘芳,下班时间更晚了。不过,再多的疲惫和压力,都能在回到精心布置的家中、看到一家老少的瞬间立刻消失。每逢周末,一家人围着长长的大理石饭桌热热闹闹地涮火锅,是她最珍视的时光。她很确定,一大家子人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,就是她想要的理想生活。为了这种理想生活,她愿意再去找新的可能性。

我拼命“抠”出一套房,却发现工作没了

▲ 图 / 电视剧《上流社会》剧照

来源:每日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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