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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人 2021 年实录:在母亲患癌和双减失业之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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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天仲裁开庭了,新工作也给我发 offer 了。” 去年 11 月初的一天,朋友小予对我说。

回想起她的这一年,坎坷丛生,殊为不易。生活把困难排列组合,精准投递给了她的 2021 年,好在,她没有屈服于命运,一次次选择了迎难之上。
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1

2021 年 1 月 12 日,母亲打来电话,告诉我她得了胃癌。当时,我因刚过去的研究生考试,已辞职 4 个多月。

此前我在教培行业做了 3 年多的幼儿英语教师,每日重复着机械化标准动作,感觉不到任何能力上的精进,因而决定考研提升普通二本学历,换个 “赛道”。可从考场出来后,我便知这次又没戏,着手找非教培行业的工作。

对于母亲的话,我第一反应是 “不信”。2 年前,我从成都来上海时,她曾寻死觅活地阻拦,之后,总是找些五花八门的理由骗我回去:父亲预感自己命不久矣,想见我最后一面;家里快要拆了,要我回去完成房屋过户;她的养父、我名义上的外公病重,要我回成都,陪她去河南给老人送终…… 这些后来都被证实是她骗我回家的把戏。所以我来上海后,没回过一次家。

“你已经确诊了吗?做过化验了吗?” 我问她。

“做过了,就是的。”

“你让邻居把你的确诊结果拍个照发给我。” 我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机的母亲说。

20 多分钟后,母亲的确诊结果发了过来。我看着报告上的 “考虑肿瘤占位性病变(进展期胃癌),伴大网膜(胃结肠韧带部分)转移” 字样,还没来得及消化诊断意见的具体含义,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:“你妈的事情你知道了吧?你啥时候回来?”

“你是说她得癌的事吗?”

“你怎么可以在电话里说家里的事情?” 他的音量陡然拔高,“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得病了。这个电话是被监听的,你不知道吗?”

父亲的被害妄想症还是一如既往,不想跟他拉扯,我敷衍道:“我已经在看机票了。”

“赶紧回来,你不回来都没人给她收尸!我也不知道能活几天,说不定我会死在她前头!”

“收什么尸?” 我质问他,“她治都没治,你就知道她治不好了?马上就要死了?”

“得了癌症不就是要死了?” 他的语气冷漠而坚决,“有什么好治的?癌症都是治不好的!医院为了骗钱,所以告诉你能治……”

我愤怒地挂断电话,泪水夺眶而出。

我的父母并非因为爱情而结合。父亲在 4 岁那年目睹我奶奶因精神病发作跳河自杀后,孤僻而冷漠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,成年后表现出了跟奶奶相似的症状 —— 被害妄想症,胡言乱语,活到 40 多岁,也没有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。母亲幼失怙恃,靠着邻居的收养勉强长大,成年后跟着养父的哥哥(我叫大爷爷)来到成都谋生。30 多岁被辞退后,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,作为一个没文化、没工作、患过精神疾病的外来人员,选择了我父亲。

1992 年,他们为了 “应该结婚” 去领了证,婚后 1 年有了我,而后就分居了。我和母亲住在大爷爷单位分的福利房里,父亲则独居在 6 公里外的回迁房里。除了家人,父亲不跟任何人来往,没有一个朋友。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他,数十年如一日蛰居。

我明白,父亲无法依靠,我必须回到母亲的身边,为她搏得一线生机。

2

我帮母亲预约了次日的专家门诊,告诉她,带着手机去,我来与医生电话沟通。

一夜无眠,我在网上疯狂检索信息,企图弄明白那些与母亲病症相关的信息。可越看越绝望,大多人都是带病生存,死神的召唤有早有晚,长的可以生存数年,短的则只有几个月。

“她会 1 个月就死吗?” 我极度恐惧。

4 年多前,我目睹了大学好友小丽的离去,从确诊肝癌到去世,仅仅 30 多天。她走后,我追悔莫及 —— 她早就对我说过身体不适,但当时我忙着准备考研,没太在意,也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。

愧疚感折磨着我,我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母亲的身上。好不容易捱到天亮,我焦急地催促母亲出门,迫切想知道医生的诊断意见。到了约定的看病时间,我却没接到母亲的电话,担心她有什么意外,我赶紧打电话去问。

电话那头,她神秘兮兮地说:“我还没去医院,我在做比看病更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?” 我问她。

“你爸说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些,会被别人听到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情?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监听你的?” 我的耐心告罄,语气焦躁。

“我在银行取钱,我存了 30 万在银行里呢!我这辈子的存款加上你大爷爷的遗产都在存折里。”

“你今天只是去门诊复诊一下,不是去住院,还不需要交这么多钱,你快去医院,你快过号了。”

“哎呀!不是因为这个…… 你爸说把钱放在银行里不安全,我死了钱就被银行吞了,取出来放家里才是最安全的。我要是死了你也可以马上就拿到钱。” 她总对自己的丈夫唯命是从,活了 60 多岁,心智还不如 20 多岁的人成熟。

“你提着这么多钱在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?” 我尽可能耐心劝导,“你先去医院看病,我需要先知道你的病情情况,其余的后面再说,钱的事等我回来之后再决定。”

好说歹说,我把她劝去了医院。医生的诊断结果给了我一线希望:“你妈这个病得赶紧住院,后续治疗方案要检查后才能定。手术大概率是要做的,没有扩散的话,一般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。”

能做手术,就代表尚有挽回空间。母亲也很开心:“我只要再活个十几二十年就可以了。”

1 月 16 日,我匆匆回到成都。

我家里是 70 年代末的老房子,墙体斑驳,地砖开裂。屋子一如既往的脏,没有任何打扫痕迹,40 多平的空间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垃圾和废品。我曾把垃圾扔出去过,换来的是母亲变本加厉捡回更多她觉得有用的东西,并伴随着无休无止的吵闹。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,选择去上海。现在我又回到这里,除了母亲患病,一切没有任何改变 —— 住在这样的环境里,怎么可能健康呢?

父亲也赶过来了,一听说我要送母亲去做手术,他暴跳如雷,冲着我们吼:“你还要做手术?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!好多人都是竖着进去,横着出来!到最后钱花完了,人也没了!癌症能够治得好?我看你们两个脑子都坏了!”

“手术不晓得要花好多钱,我们本身就没有钱,到时候你的丧葬费都没有!火化的钱都交不起!”

“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愚蠢的人,由着别人骗!我这辈子碰上你们这两个蠢人,算是完了!”

……

他歇斯底里地输出着不满情绪,喋喋不休地吵了 1 个多小时,车轱辘话来回说。我本不打算与他针锋相对,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,越是理他,他越来劲。可当听到他指着母亲说 “你得了癌症就是应该的,这是逃不脱的,就应该在家等死” 时,我还是怒不可遏,冲着他喊:“滚回你家去!你不就是怕花了你的钱吗?不要你的钱,她要是死了丧葬费我来出!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!你们要去看病我拦不住!但我是不去照顾她的,我也不会出一分钱!”

看着他摔门而去的背影,我如坠冰窖。

2009 年,大爷爷临终时,特意单独叮嘱我,“以后要好好打算”,说我的父母会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回想起几天前父亲让母亲去银行取钱,凉意浇透我的脊背。此时此刻,我分不清楚,他究竟是病入膏肓,认为全世界都要害他?还是过分精明,要赶在人死之前把钱骗出来?

3

1 月 18 日,迎着透骨的寒风,我带着母亲住进医院。

我忙前忙后帮她办理了住院手续,整个上午,一张又一张的缴费单不断地来。等到一切收拾妥当,我坐下陪护母亲时,才发现病房里的陪护几乎都是老人。

邻床的老奶奶看到我后惊奇地问:“你这小姑娘才多大?怎么不叫家里大人来陪护?” 较为幼态的长相,总是会给我带来类似的困扰,仿佛暗示着我不可信。为了显得更有底气,我故意把年龄说大了 3 岁,答道:“我都快 30 了。” 老太太继续追问:“那你爸呢?怎么不来?” 我只好应道:“他病得也很严重,照顾不了人。” 她感叹着 “真是不容易”,岔开了话题。

夜晚的病房回荡着断断续续的哀嚎声,旁边的一个老爷爷,已经患尿毒症 19 年,又确诊了胃癌。他整个人塌陷在床上,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,仿佛被疼痛摄魂夺魄。我似乎看到生机正在从他身上消散,恐惧山呼海啸般袭来。

母亲的生父在 30 多岁时死于胃癌,现在母亲也患了胃癌,当我在网上看到 “胃印戒细胞癌具有遗传性,一般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” 时,仿佛也看到自己的未来。巨大的焦虑牵引着我,胃出现持续性撕裂般的疼痛。我用残存的理智一遍遍告诉自己,不能倒下,要帮我妈治病,我要是倒了,她就真的没有任何活路了。

生活没有给我缓冲的机会,3 天后,住院医生给出了与门诊医生截然相反的判断,他认为母亲的情况不太乐观:“你妈妈的肿瘤较大,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切不干净,还有可能扩散,我建议先化疗,然后看化疗效果再做后续治疗。”

“那她能治好吗?”

“实话实说,你妈妈的情况不太好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 医生单刀直入,“她已经是晚期了,并且得的是胃癌中最难治的一种,我们综合评估是不建议手术。化疗的话应该有个一年半载,不化疗的话可能就剩几个月了。”

我不甘心,拿着母亲的检查结果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,他们大多给出了与住院医生一样的建议。

我花了几个小时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结果,无望的现实摆在眼前,只能面对。

我编了一套说辞骗母亲:“你的肿瘤可以先不用手术,化疗就可以了,那样你的痛苦也小一些。” 好在她头脑简单,对他人的言语从不怀疑。当她听到整个化疗疗程只要几万元时,甚至欣慰地说:“太好了,我还怕 30 万不够做手术。”

1 月 24 日,母亲转入了肿瘤科,开始了化疗疗程。

听说不用手术,母亲整个人如蒙大赦,任性起来。她的肿瘤太大,堵住了胃食管,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只能吃流食,粗糙的食物可能会导致食道出血,但她置若罔闻,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馒头,我去抓她手中的馒头,她左右躲避,嘴里念叨着:“我还没病得要死呢,你就不让我吃东西了!”

我企图同她讲道理:“不是不让你吃,是你现在只能吃流食,你的血管要是破裂了,那才是真有可能要死!”

“我就要吃这个!” 她不管不顾地嚷起来,“喝稀饭根本不顶饿!我起码还能再活 20 年,你别咒我!”

我只得把馒头掰成小块儿,盯着她把每一块儿嚼满几十下再咽下去。让她糊涂着相信比清醒着痛苦要好。

1 月 28 日,她结束了第一疗程的化疗出院,下一次的化疗是在 20 天后。

4

治疗的空档,我赶紧打开招聘网站,投递简历。2000 公里的跨省搬家费用,匆忙赶回时的高价机票,5 个多月的脱产生活,使我的积蓄见底,再加上前公司拖欠了我 3 万多元工资未发,我已债台高筑,欠了借呗 1 万多元。

我必须快速找到工作,不然生活会坠向更深的深渊。想要保证一定会被录用、能够快速上手、工资比较可观,再次进入教培行业,成了我唯一的选择。

很快,我顺利通过 5 家教育机构的面试,对比完综合实力,我选择入职 “新时优”—— 这家专注于 6 到 18 岁孩子 1 对 1 课外辅导的机构,已经在成都开了 16 个校区,天眼查上这家公司风险信息很少,各平台上也没有与家长的纠纷信息。

最打动我的,是这家公司的坦诚。HR 明确告诉我:“虽然我们的底薪只有 2500 元,但算上课时费,平均月收入 6000 以上是没问题的,7、8 月高峰期的话,月入过万也很轻松。而且我们这里是 1 对 1 辅导,你不用上大课,课后没有任何服务,不需要群内打卡,也不需要检查语音作业,你下了班我们基本不会打扰你。”

完全属于自己的下班时间,的确方便我照顾母亲,于是,2 月 3 日,我入职了这家公司。

对于我来说,时间不再以周或者日为单位进行计量,而是被拆分为一个个化疗周期。日历表上填满了每次化疗开始前的准备事项,我需要紧锣密鼓地周旋在医院、家与公司之间。唯一放松的方式,就是通勤时看会儿小说和电视剧。

母亲的化疗效果不错,肿瘤的体积逐渐变小,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。但化疗也有副作用,母亲的头发大把脱落,恶心呕吐,食不下咽,进行到后期时,她有些负气地说:“太难受了,我不做了,我病得不重,我不需要做这么多次化疗!”

我半哄半骗地说:“我们都做完 4 次化疗了,再有 2 次就结束了,你现在不做就是前功尽弃了,你再坚持坚持,我陪你嘛!”

疾病使人变得脆弱,癌症把人折磨得形神枯槁,面对母亲,我时常需要拿出面对小朋友的耐心,鼓励她坚持。我也并非意志坚如磐石之人,我在坚定、恐惧、失望、希望、迷茫之间挣扎,波折着前进。

这些情绪我只能自己消化,父亲 “说话算话”,鲜有问候,甚少登门,绝不出钱。大爷爷去世后,母亲在成都没了任何亲故,父亲也早就主动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。我家就是一个孤岛,死生问题面前,我无法从任何长辈那里习得一点处理经验。

7 月 2 日,母亲的化疗即将进入最后一个疗程,教培机构也迎来暑假高峰期,每天平均 14 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使我分身乏术,无法请假陪母亲去医院,只好打电话请父亲来家里带母亲去化疗。

他在清晨 6 点多登门,看着床上熟睡的我,又骂骂咧咧起来:“都几点了还不起来?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!我看你也活不久了,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!”

前一夜晚上凌晨到家的我忍不住回怼:“我一天要上十四五个小时的班!哪像你一样有福气,天天坐在家里吃!我但凡请得了假都不会找你!你每天除了咒这个咒那个,你还会什么?”

“那是你自找的!” 他恶狠狠地说,“我当时说了不要治,你非要给她治,我说了吃中药,你非要给她化疗!现在自己搞不来了,又来磨我!”

“吃中药不需要去医院吗?天上掉吗?” 长久积压的压力令我终于爆发,我从床上爬起来,把他逼到墙角,“你今天不把她送到医院去,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!反正这日子也没盼头了!”

5

就在我带着 “月入过万” 的希冀坚持每天工作 14 小时时,教培行业迎来巨变。

7 月 23 日,朋友圈流转着一张红头文件截图,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 “双减” 政策文件。看过之后,我问同事沈亦宁:“我们要失业了吗?”。

她答:“不知道。”

1 天后,这份文件正式落地,一切规定都成了事实。为了稳定军心,大老板开了一个线上会议,公司 300 多名教职工全员接入。

大老板开门见山:“最近我们行业有了一些震动,外面风言风语很多,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,这些捕风捉影的解读都是假的。我问过教育局的熟人了,这次的政策只是例行调整而已…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,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,国家可能会打击教育吗?不可能的呀……”

可事情的发展方向与老板的承诺完全相悖。7 月 30 日,本是发放 6 月薪资的日子,可直到下午 5 点多,工资卡都没有任何动静。我赶紧联系主管,得到的回复是 “耐心等待”。

晚上 9 点多,我接到了分校区校长的电话,对方 “满是遗憾” 地通知我:“公司的资金被监管了,流水不够,暂时只能发放半薪给你,剩下的部分将在 8 月份补齐。”

我立刻按下录音键,表明态度:“我不同意,我不接受,我要求发放全薪。”

校长苦口婆心地说:“不是不发给你,只是延迟发送,大概半个月,现在是特殊时期,希望你能理解公司的难处,跟公司共克时艰。”

我回道:“校长,我理解公司的难处,但我希望您也要理解我的难处啊。我妈妈得了癌症在化疗,爸爸吃低保,家里就指望我一个人挣钱呢。我拿不到工资我妈就要断药了啊,我的工资就是我妈的活路啊。”

他答应为我特事特办,“特殊申请” 经费发放,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。2 天后,我分 2 次收到了 9000 多元工资。我问了问同事,无一例外,他们全部只收到了半薪。

眼看公司的资金链断裂,我开始盘算着跳槽的事情,联系在互联网大厂就职的朋友,朋友答应帮我内推她公司的在线教育部门。背靠大树好乘凉,至少资金充裕,不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,这是我当时的想法。

可比内推结果来得更早的,是朋友公司的裁员消息 ——8 月 5 日,朋友公司裁掉了在线教育部门。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?我想,熬过 8 月,挣完最后一波红利,等到金九银十招聘季就跑路吧。

与行将就木的行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公司大群里热火朝天的 “战报”:张 X 开单,客户充值 2 万,李 X 续费,客户充值 5 万。新时优对外一直推行的是 “多买多省”“量大从优” 式的团购卖课模式。临近新学年,许多家长会直接交满 1 学年的学费,不少人更是一口气团购了 1 学年的多个学科,一次性缴纳几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看着几十万的日进账流水,我也曾侥幸:也许正如老板所说,他在教育局有人,他会是那个大浪淘尽后的幸运儿。

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过于天真。8 月 31 日,公司故技重施,我又只收到了半薪,甚至直接略过了事先沟通环节。我赶紧打电话去问校长,校长场面话讲得漂亮,但核心意思无外乎没钱,工资发不出来。我坚持讨要自己的工资,他被我纠缠得不耐烦:“又不是不发,只是让你等一下啊,熬过这段时间,你剩下的工资一定在 9 月发给你。”

我火冒三丈,质问他:“我等得起,我妈等得起吗?她的命等得起吗?”

这次他没有松口,说:“我知道你家的情况,我也帮你争取了,但总部没有拨款,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”

“那我只能跟家长逐个打电话说新时优要倒闭了,让他们赶紧退费。” 我按捺住恐慌,假装从容,威胁他说,“到底是把我这几千元工资发了,还是损失已经到手的几十万?你们自己权衡吧。”

当天晚上 11 点多,新时优通过私人支付宝账户向我转账了余下的一半工资。

6

9 月 1 日,我向公司提交了全职转兼职申请,在此之前,已经有许多老师这么做了。这是我能看到的降低损失的最好办法 —— 我不能完全辞职,8 月份工资要到 9 月底才能发,在此之前,我必须牢牢掌握家长的联系方式,当作日后讨薪的筹码。如果我辞职,新时优大可以反咬一口说我因心生不满,蓄意抹黑公司。兼职也可以保证我在找新工作的期间收入不断,虽然工资也要等到次月月底统一发放。

惊雷乍现在 9 月 16 日,当晚 9 点多,新时优通过公众号向外发布了一封致歉信,言辞诚恳,行事强硬。公开信的开头,老板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初衷,“热爱教育”“尊重孩子”“渴望点亮家庭”。

信的中间部分,他阐述了自己的困境,“2021 年初在基本确定了千万级融资的前提下,同时启动了四个新校区的建设和总部扩建,启动后遭遇了政策收紧,融资便一直搁置。但我由于认知有误,公司仍在 6 月完成了新校区扩建和总部扩建,前后投入资金超 1000 万。为了填补资金缺口,我开始借钱支付员工工资,维持工资运转。截止 9 月初,借款已经将近 1000 万元”。

信的结尾部分原形毕露,“该借的都借了,该贷的都贷了,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,不得不倒闭。对于家长们,我们无法如约上课,也无力退费…… 对于员工们,8 月 9 月的工资可能无法正常支付了…… 今天的局面,全因我个人认知边界有限,风险意识严重不足,对大环境的预判也有缺失,再次给大家诚恳道歉!”

读完信,我暗忖自己对人性认知之浅薄 —— 当天下午,公司大群里还在催续费,起码收了十几万学费,几小时后就 “回天无力,只能倒闭”?在公开信发出之前的 1 小时,教学主管甚至在帮我安排中秋节期间的排课表。

一切发生得太过遽然,毫无半点风声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看着手机里疯狂闪动的家长群和公司群,不肯错过一条消息,更多触目惊心的真相被挖掘出来。

“赵 XX(大老板)这个狗东西在 8 月就把公司法人换成了王 XX(二老板),王 XX 是他的大学同学吧?妈的,他真是好心机,到时候法院执行失信人的时候都影响不到他!”

“何止换了法人,他连婚都离了,房子孩子都给了前妻,肯定还给了钱的!”

“3 月得知‘双减’,5 月鼓励员工入股投资,6 月工资减半,下午催促我们逼家长续费,晚上宣布破产!真是老谋深算啊!”

“他说破产就破产了?破产是需要向法院申请,然后依法组成清算组清算的!但我就怕他已经把公司账面挪空了,到时候我们就算胜诉了,他没钱还,我们也奈何不了他!”

“这个公开信都是直接照抄别人的,我刚看到了原版,他改了改就发了出来,真‘诚恳’啊!”

……

众人讨论得热闹,但大老板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,@他的群消息也全部显示未读。

晚上 11 点半,我接到沈亦宁的电话:“快来锦城校区,赵 XX 和王 XX 都在这里,我和几十个家长堵住了他们!”

我赶紧打车赶往这个位于城郊的校区,夜色随着风灌进我的眼睛里,午夜的城市依旧热闹,宵夜摊上吵吵闹闹,路上都是晃荡的人群,大家的生活看起来都一切如常,好像在震荡中受到重创的只有我这种人。

赶到锦城校区时,正撞见了沈亦宁要工资的场景。她坐在地上,脸上涕泗横流,边挥舞着上臂边哭喊:“今天你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,就是要我的命!我应得的工资,你凭什么说不给就不给了?你们白天收的钱去哪儿了?”

大老板耷拉着脸,说:“我不是不给,我是实在没钱了啊,白天收的钱都给了装修公司,他们下午才来讨要了装修款。”

沈亦宁疾行几步扑上前,攥住大老板,颤声嘶吼:“没有钱你就去借钱,现在有那么多借贷 APP, 放款很快的。你说付给装修公司就付给装修公司了?我看你就是蓄意诈骗!突击收费,收完倒闭!”

大老板一口咬死:“不是我不想借啊,我征信坏了,借不出来啊。而且我带的这个手机不是我的常用手机,实名认证不是我,我借不出来的。”

沈亦宁闻言愈发崩溃,声嘶力竭地说:“你借不出来,那就叫王 XX 借!今天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,我就从这里跳下去,明天你就上新闻!你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但你还有孩子!只要我今天死了,我爸妈不会放过你儿子,我已经把你儿子的学校信息发给了我爸妈,我要他给我偿命!”

说到激动处,沈亦宁捶胸顿足,以头抢地,一副要拼命的架势。似是被她决绝的样子吓到了,二老板松了口,现场下载了几个借贷 APP,套出了 15000 元,结清了她的工资。

见沈亦宁成功在前,我下意识想:“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她这样呢?” 但我还没迈过心里的槛。

蜂拥而至的家长们就打断了我的踟蹰 —— 他们自发地分成了两拨,将两个老板围住,分别带到两个教室里,同他们对峙。家长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劝说二老板:

“我们知道你跟他不一样,你也是被坑了,不然他为什么要在 8 月把法人更换成你?钱全部他挣,风险你来担。”

“我们都看到你借出钱来了,说明你的征信没问题,现在还有很多 APP,你下嘛,能还多少还多少啊,难不成你真以为宣布破产就一分钱都不用还了?”

“你想想你老婆孩子,你孩子才出生吧?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,你猜你老婆还能安生坐月子吗?或者你孩子能安生读书吗?你们这不是欠几十万啊,得有上千万了吧?我们这么多人,总能找到你老婆孩子住哪里吧?”

“你年轻轻轻就是公司高层了,肯定还是有本事的,你今天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,你后面还可以东山再起的。你只要把我们这几十个家长的钱还了,我们就放你走,不然等天亮了几百上千个家长全来了,你还能站着走出去吗?”

……

二老板最终同意在手机上借钱,大老板则是一副无波古井的派头,不管家长说什么,都不为所动。面对控诉,他赌咒发誓:“我是经营不善,盘子太大,资金链断裂了,我要是转移资产了我不得好死!”

2 个多小时后,带头谈判的家长喊我们去领钱,王 XX 借了小 30 万(数字存疑)出来。结清在场所有家长的学费后,还剩 2000 元钱,我们在场的 8 个老师,每个人分得了 250 元钱。

这个特殊的数字,仿佛一种莫大的讽刺。

7

家长们退场后,我不肯就此放弃,盯着大老板,反复阐述我的困境,他依旧油盐不进。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威胁,只是告诉他:“你今天不给钱我就一直跟着你,跟到你家,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”

我明白,自己的话对他起不了任何震慑作用,可除了留在原地监视他,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我开始懊恼,在沈亦宁 “寻死觅活” 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时,我也应该更加极端一点的,但良机一失,此时已是枉然。

天亮了,更多收到消息的人涌向锦城校区,现场回荡着老人的啜泣,女人的控诉和工程商的质问。大老板任人辱骂,沉默寡言,二老板连连道歉,说自己实在借不出钱了。现场有人气不过,推搡了大老板一下,他就势躺下,喊着:“杀人了!杀人了!”

讨不到钱的家长把怒火撒向了老师,责怪我们和学校一起合伙,骗取他们的信任;同样身为受害者的老师们蒙受了不白之冤,反唇相讥。

不知是谁报了警,警察很快赶到。我本来想跟着去警局,但母亲的电话打了过来:“你跑哪儿去了?一晚上不回!”

“我要工资去了,我出门前不是跟你说了吗?”

“那你要到了吗?” 父亲插嘴问道。

同他们复述完昨晚的情形后,母亲勒令我放弃:“认命吧,赶紧回来,你搞这些都是浪费时间!”

“我为什么不要?他还差我 1 万多工资,我马上就去申请劳动仲裁!”

父母在电话那头交相登场,逼我放弃维权,但他们说服不了我,于是言辞如刀。

“为什么只有你遇到这种事情别人就没遇到?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吗?” 母亲质问我。

父亲附和道:“就是!怎么就只有你这么多事?你遇到这些就是老天给你的惩罚,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像你这样的人,脑门上就刻了一个‘遭’字!”

“我有什么问题?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没以死相逼把钱要回来!” 认命、妥协 —— 是他们给我灌输的处世哲学,好像所有坏事发生后就应该自认倒霉,努力解决就是自找苦吃。

“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?你非要把我气死才甘心吗?如果不是你非要去上海,我天天为你担心,吃不好睡不好,我会得癌症吗?你不回来就是逼我死。” 母亲哭着说。

一瞬间,我心灰意冷。我感觉自己被人判了死刑,但胸腔里的心脏仍旧在痛苦地跳动着,它提醒我,我还活着,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。

从母亲确诊癌症以来,我从没有一刻如同此刻一般绝望,往日的坚持化为齑粉,信念也成死灰。原来在她眼里,她生病的缘由,皆是因为我逃离了她的掌控。

这话如此荒谬,可我不知如何分辩,念及她身患绝症,不想与她争吵,我只是驳回了她的要求:“我不可能放弃的,我要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,走不走得通那都是后话。即使要不到钱,但起码我尽全力要了。”

从我记事起,父母就赋闲在家,没有工作。母亲给出的理由是她要照顾我和大爷爷,虽然那时大爷爷没有生病,每天比她还要勤快。父亲则说自己身体太差,以及,同事都要害他。

我童年最寻常的一个场景是:我在写作业,大爷爷在整理从菜市场捡回来的菜叶子,母亲在看电视,父亲则在 “针砭时弊”,发表高谈阔论。大爷爷脾气暴躁,时常指着我的父母骂他们自私、懒惰、懦弱,并拿他们当反面例子教育我要好好学习,承诺我会一直供我读书。

大爷爷是维持家庭运转的关键,我家当时的家庭收入来源为低保、他的退休工资和他拾荒的钱。父母双双选择用沉默回应大爷爷,大爷爷气急时,会对母亲动手,母亲便不再忍耐,回之以拳脚。

父母理所应当地将我视为他们生命的全部,每天 24 小时陪着我。就连我去上海的那两年,他们也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,从不间断。

我又回想起大爷爷临终时的嘱托,原来他的预判,竟都成了真。

我落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,生活、工作、家人,给我的只有迎头痛击。我在困境里左支右绌,感觉像被投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里,我拼命往上游,可看不见的手拉着我往下沉。

不应该是这样的,我还是要力争上游,争取着陆,哪怕他们不支持我。

我在群里的视频看到,家长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,隔着派出所大门跟大老板对峙,维权的人成群结队,坐在派出所院子外墙的石板上。队伍绵延开去,看不到尽头。视频里的声音嘈杂,哭声喊声,声声入耳;鸦鬓白鬓,俱是伤心。

“事情有什么进展吗?” 我问守在派出所门口的同事。

“没有进展,倒是警察怕赵 XX 有危险,把他带进去‘保护’了起来。”

同事转发给我一个视频,说:“你看看,这就是‘诈骗犯’的待遇!比我们这些受害者快活多了。”

点开视频,我看到,大老板坐在警察局里吹空调,退费无门的家长睡在大街上。夜色漆黑,幽幽的蓝光照在在派出所门口打地铺的家长身上。

此路不通,9 月 18 日,我向劳动稽查大队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,而后指导了多个同事提出申请。

8

8 月份,我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,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,月休 1 天。突然闲暇,令我无所适从。

我联系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家长,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1 对 1 的家教,我开出的课时价格大概只有新时优的一半,还可以上门服务。好在他们都比较理解,没有迁怒于我,与我达成了合作。看我态度认真,他们又给我介绍了更多家长。

我开启了一周 7 天、每天家教的日子。学生们的住处分散在各个区,我需要精密计算,紧密穿梭在各种交通工具上,以便在有限时间内接到更多家教。100 到 200 元的时薪,综合下来,月收入大概能有 6000 到 9000 元。

许多个顺着地铁在地下遨游的瞬间,我都在想对下一份工作的要求。我反复思量,按照重要程度递减的顺序,列出了以下要求:公司大,平台好,不会轻易倒闭或破产;能够学到新技能;周末双休,便于家教兼职;工资 5000 以上;五险一金都要有。

将以上条件输入求职软件,跳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岗位少之又少。我把目光锁定在英语翻译和英语客服两个方向,投了 20 多封简历,大多石沉大海,预约面试的更是一个也没有。

我过了英语专八、日语 N2、兼职做过翻译,还独自翻译了 1 本待出版的幼儿图书,但这些技能点加起来,好像都无法弥补过去我在教培行业工作太久的缺陷。邮箱收到的回复措辞带着冷冰冰的人情味儿:“教培行业工作过久,担心适应性不佳。”

但经过这一年的磨炼,我竟生出了一种诡异的平静,我相信肯定能找到符合心意的工作,如果找不到,那也只是暂时的而已。

10 月 22 日,同事杨涛的仲裁结果率先出炉,效果不尽如人意。对于他在 8 月 1 日到 9 月 16 日期间的工资 23920 元,仲裁员只认可基础底薪 7000 元,剩下的课时费,均被仲裁员以 “未提交每节课课时费的具体金额” 为由驳回。

工资缩水至 1/3,他很颓唐:“我明明就提供了课时费证明,仲裁员非说我的证明上没公章,不予采纳,我找谁去盖公章?仲裁员说我不服的话,可以去法院起诉,我告得赢吗?就这样吧,他们成功转移了矛盾,我已经放弃了。”

我在心里设想过最坏的结果,无非就是把仲裁的所有流程都走一遍,即使胜诉了,最后也因公司没钱拿不到工资。见此情形,我想自己的设想大概要成真。

仲裁开庭和收到新工作录取通知发生在同一天 ——11 月 2 日。

我踩着晨露到达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,不出意外,两个都没有到场,我向仲裁员重申了自己的请求,尽可能地想要到课时费,对方不置可否。

结束仲裁回家的路上,我收到了新工作的入职通知,入职的日期被推迟到了 12 月 20 日,但新公司是世界 500 强企业,在其行业内做到了头部位置,能够进入其间,从事翻译工作,我已满足。

“这次应该不会快速倒闭了,也不会拖欠工资了吧?” 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此时此刻,才觉得胸中块垒消散,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。

等待新工作入职的日子里,仲裁又有了一些进展,如果能称之为 “进展” 的话 —— 新时优拒收了仲裁委的判决书,对于判决结果也拒不执行。我们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越来越多看不到希望的老师选择退出维权,我能够理解他们 —— 耗费巨大心力,即使胜诉,也有可能一无所得。对于拿到工资这件事,我也不抱希望了,但我还是想尽全力走完所有的通路,如果拿不到工资,就当是增长个人法律知识了。

我喜欢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一段话:“然力足以至焉,于人为可讥,而在己为有悔;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,可以无悔矣,其孰能讥之乎?” 无数个绝望的时刻,这句话都曾激励我勇往直前。

过去的一年,我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。每一次午夜梦回,每一次欹枕难眠,每一次穷途之哭,如今回望,都历历在目。祸不单行也好,变故丛生也罢,好在一切都过去了。如今母亲的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,只需要吃中药维持;父亲不承担责任,却也没给我找麻烦;我也入职了新的公司。

但我还是没能完全克服焦虑情绪,我尝试着与焦虑和平相处,如若不能将其完全消灭,那么就选择和解,或者说共存。我尽全力过好每一天,在每一次入睡前,我都告诉自己:“只要能看到明早的天光,那就是又胜利了一次。”

(文中人名及教育机构均为化名)

来源:人间 theLivings 微信号:theliving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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